随着语文教育改革讨论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产生当前语文教育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它捆住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窒息了语文教学的生机，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使语文教学越来越走入死胡同。
不久前，国家考试中心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向社会公开征集各科高考试题和思路。使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能够面向社会，倾听社会有识之士的意见，表明有关部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必须对旧的一套进行彻底的清理和反思，找出其病根所在，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或者另入歧途。
鉴于此，笔者就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问题征求部分学者的意见，并寄去1998年高考语文试卷。耐人寻味的是，学者们对这份卷子的反应竟是惊人的相似：一是得以极大的耐心才能把它读完，而结果有些题目还是读不懂；二是自己肯定考不及格。因篇幅限制，现将其中的部分来稿整理成一套综述。诚然，他们的见解只是一家之言，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决策者以及广大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参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说：“面对着这份高考语文试卷，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对于我的这次调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十分认真地给我写了一篇文章棗《“往哪里去？！”》。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一次写作经历。连续几天，他坐在案前，面对着这份高考语文试卷，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现将全文录于下。
给我的任务是评论高考试卷。
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这两大部分、六大项、三十五小题、十大页，据说有一万二千字的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
而且我知道这种“考试”的威力：你（或许还有你的家庭）未来的命运都掌握在它的手中，你必须臣服。记得鲁迅曾提到有一种“山羊”，它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考试”其实就是更为高明的“带头羊”。于是，眼前幻化出一幅“漫画”：“山羊”在前面走着，“胡羊们”（千百万的学生，连同他们的老师、家长），就像鲁迅所描写的，“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颜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鲁迅说：“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棗‘往哪里去？！’”（《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这才是要害所在：“往哪里去？！”
客观地说，考试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并且也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的，由此造成的某些弊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从根本上取消考试--“文革”中也真的这么做了，其理由之一就是要根除考试的弊端，其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一段历史，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考试之弊时所不能忽视的，那是一条线，我们的反省不能走向那样的极端。因此，所要讨论与质疑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考试所要引导的方向，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往哪里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追问考题的背后，所暗含的预设的课程标准、培养目标，而这又必然追问到根本的教育观念上去。人们对目前语文高考的种种不满，包括本文开头所描述的考题给我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说到底，就是因为在这些“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我们的反省，不能只停留于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应该深入到这些根本问题的冷静的思考与讨论上。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重大性，这样的讨论必须是民主的，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并展开充分而平等的讨论。
我想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棗我对高考试卷的评论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我注意的是考题的两个特点。先看第一部分题目，要求考生判断拼音、写字、词语（包括成语）运用的正确与否，判断句意明确与否，判断文章的排列、表述恰当与否，判断对文章的理解正确、准确与否……等等。这里，可注意之点有二：一是偏向于对考生（教育对象）的判断力、理解力的要求，而要求考生理解判断的主要是报刊上的文章与科技文章；二是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思维的正确、明确、准确、恰当与精密，而对正确性、准确性……的理解又是十分机械而刻板的，实际上是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去要求考生。--孤立地看，要求本身似乎并无问，但如果联系着被排斥、遗忘在外的教育要求，例如想象力、情感力、感悟力、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维）……等等，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此片面的考试标准，究竟预设着怎样一个语文教育与人才培养目标？
这就要说到考题中的作文部分。本来这部分是可以让考生发挥他（她）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但我们所看到的题目却是：“现今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写一篇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很容易就注意到，题目的前提棗对现今中学生心理素质的评价是成年人作出的，或者说是社会流行的一种看法，而且也是社会所关注的；却并非考生（教育对象）的自我评价，也未必是他们所关注，感兴趣，真正有话要说、可说的。而且题目本身：《坚韧棗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象、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
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我面对考卷所产生的压抑感，以至于恐惧与痛苦，就是这样产生的。考生是年轻人，当然不会有我这样复杂的，并且是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有自己的应付办法，就是瞎编棗于是这届考试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父母双亡”的“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我从这孩子们的扭曲的“反抗”中看到了心灵的可怕的扭曲棗想想看，随意拿父母的死亡“做”文章，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终于明白，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极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做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的“齿轮与螺丝钉”。
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与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教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棗我们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向哪里去？！”的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作为个人，他们十分辛苦，也并无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功能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说：“我肯定是不会考及格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收到我寄给他的资料后，没有任何推辞，一口答应下来。他以极大的耐心，非常认真地读完了1998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最后承认“自己肯定是不会考及格的……”他还把自己对一部分考题的意见，逐条写下来。
一直听说语文高考试题“难”，但在读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仅通读试题就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其中有些试题的题意还是不太明白。我想我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那么语文肯定是不会考及格的。对于这份试题的总的感觉是：繁琐细碎，歧义叠出，设置陷阱，为难考生。它不能真实地测试出学生的语文能力，倒能使无能者“蒙混过关”。就考题的学理水平而言，完全是失败之作。这种题目不像专家出的题目，倒像学生们一起复习为应付考试拼凑出来的练习题。
下面就一些题目提出质疑：
（第Ⅰ卷）
9、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几句话，排列恰当的一项是
国务院早就要求沿淮企业必须限期停止向淮河排放污水，可这个厂的领导却一直置若罔闻、拖延推诿，_______。
A、既不传达上级指示，也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以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保工作没人管。
B、既不购置污水设备，也不传达上级指示，以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保工作没人管。
C、既不传达上级指示，也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以致环保工作没人管，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D、既不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也不传达上级指示，以致环保工作没人管，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此题判断排列顺序，出得不合理，甚至有思想上的毛病。按出题人的意思，应是C项才正确。意思是先要“传达上级指示”，再“购置污水处理装置”，然后再说明“环保工作没人管”，最终导致“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这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在我看来，这四项都可以作为正确答案。譬如，先购置污水处理装置，再传达上级指示就不行吗？譬如，先说明“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再追寻原因，指出环保工作没人管就不行吗？这类考题完全是以出题者死板的思维模式去“规范”学生，而这种思维模式本身便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对学生是一种误导。试想，经过层层类似的考试，我们的学生还有活泼的思想，鲜明的个性吗？
（第Ⅰ卷古文部分）
（选文略）
17、比较下列各句中“以”字的意义和用法，判断正确的一组是（3分）
①俅以幸臣躐跻显位②得全首领以没③扈从以行④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
A．①和④相同，②和③相同。①和④相同，②和③不同。
B．①和④不同，②和③相同。①和④不同，②和③不同。
21．以下句子分别编为四组，从分句间语意关系的角度看，分类正确的一组是（3分）
①若水抱持而哭，诋金人为狗辈。②公作虽言，国相无怒心。
③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④天无二日，若水宁有二主哉！
A．①②③ ④ B．①② ④③
C．① ④②③ D．①②③④
这两道古文题，问题也很多。古文阅读是一个多读多背的问题，考古文的语法来学习古文，我认为是行不通的。17题考“以”字的用法，我认为没有必要。题目又出得刁钻古怪，实在太难为学生。21题，我看了几遍，始终没有看懂题意，而且在看了答案之后，也还是不懂。这里怎么会有什么分类问题，亏出题的人想得出来！
三、（10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23－26题
转基因作物同普通作物的区别只是多了能使它产生额外特性的基因。早在1983年，生物学家就已经知道怎样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将外来基因移植到某种植物的脱氧核糖核酸中去，以便使它产生靠杂交方式根本无法获得的某种新的特性：抗除莠剂的特性、抗植物病毒的特性、抗某种害虫的特性等。用以移植的基因可来自任何生命体：细菌、病毒、昆虫等。
（下略）
第Ⅰ卷第三题是一段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说明文字，要求学生分析判断。我以为“转基因作物”完全是自然科学，完全不是语文问题。我至今还是弄不懂“转基因作物”为何物？我们目前语文课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现在连语文考题还要受“科学”的“侵略”。出题人连一点“语文本位”观念也没有，我怀疑出题人是不是文学“出身”？
第Ⅱ卷，对《报秋》（宗璞的一篇写景抒情散文）一文的考题，反映了目前中学语文课以零碎的字、词句的分析，把有生命的整体的作品，宰割成“碎块”的作法。即使是“新批评”的细读法，也不是如此的。题目如下：
27、作者在第一自然段中写到看见玉簪花开，“先是一惊，随即怅然”。
（1）作者为什么吃惊？（2分）
答：因为……（不超过8个字）
（2）联系全文看，作者为什么怅然？（3分）
答：因为……（不超过10个字）
28、作者在第三自然段中写自己种太阳花的经历，这样写有什么作用？（4分）
答：……（不超过12个字）
29、作者在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一个自然段中，分别使用了6个“便”字和5个“领取”，这样写在表达上有什么好处？（8分）
（1）反复使用“便”的好处是……（不超过26个字）
（2）反复使用“领取”的好处是……（不超过26个字）
这些考题我认为是离开“文学”特征的，是不恰当的。
另外如第30题是对《报秋》这篇文章的分析和鉴赏，共有六项。出题人认为只有三项是正确的，我认为六项都可以。文学接收是个性化行为，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作品，这是读者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规定那种理解就不正确呢？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呢？对《报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各种层次的理解，各种水平的理解。甚至连作者说了也不算数。
……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先生说：“这道题分明就是一个‘被切成块’的、‘虚假的、供教学用的高龙巴’。”
王尚文先生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着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在这方面身体力行，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他对1998年的考题发表了如下意见。虽仅举一例，也可以看出命题的疏陋和标准答案的荒谬。
1998年的试卷有一道题目考的是标点，其文曰：
“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为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堂写的对联。“画人画鬼”，指《聊斋志异》的题材内容，它借狐鬼故事来达到“刺贪刺虐”的目的；“高人一等”，是评价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入骨三分”，则概括了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今天这节课要学习他的名篇《促织》，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已按标准答案补上标点）
郭沫若写的是对联，是文学语言，用以抒写他对蒲松龄的崇敬之情。可这段文章却偏要把它当作科学语言，落实为对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的科学评价，创作上的成就的准确概括。这里用的是“五马分尸”法：“高人一等”原指“画人画鬼”而言，作者却硬是把它从中割裂出来，说这“是评价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入骨三分”原是形容“刺贪刺虐”的深刻，又把它加以肢解，说是“概括了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原作上下两联相互映衬，一气贯下，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却就这样被拆为互不相干的四截，几乎变得面目全非。萨特在他的童年自传《词语》里写到他的外祖父，一位语言学家、教师，总是把文学家“拴在他的链条上，并任意把他们切成块”，梅里美的《高龙巴》也难逃此劫，以致“我最后竟怀疑是否有两个高龙巴，一个是粗野的、真正的高龙巴，另一个是虚假的、供教学用的高龙巴”。我觉得这道题分明就是一个“被切成块”的、“虚假的、供教学用的高龙巴”。
另外，据我所见，郭沫若的这副对联上联前四字原是“写鬼写妖”，与下联“刺贪刺虐”相对，声调平仄较和谐。但在上引试题中却被改成“画人画鬼”，也肯定是缺乏对联常识者所为。当然，上引试题中这段文章并非出自命题者之手，但其妄改原作的疏陋却瞒过了命题者之眼。高考命题事关重大，掌文衡者如此草率，是今后应引以为鉴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先生说：“陷于无限公平的空想是绝对有害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先生也是我这次征求意见的对象之一。他曾在去年11－12期合刊的《粤海风》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文中痛斥现行语文标准化考试对语文课的扭曲，称这种考试是“人神共愤”，其“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他的批判的重点不在具体的考题，而是这种考试形式、考试体制本身的荒谬性和不公平性。按照他的要求，兹从他的文中摘录若干片断。
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那几天，被高中学生称之为“黑色的七月”，这是绝对准确的。对于家长们来说，这些日子不但是黑色的，而且是糟心的。哪一个家长没有在这种精神炼狱中忍受过煎熬？即使暂时没有应考的孩子的家庭也没有本钱幸灾乐祸，除非决心断子绝孙，每一个为人父母者或迟或早都在劫难逃。十余载的焦虑，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督促，几乎都是为了这一天。若说中国的家长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半条老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孩子们的牺牲更大，整整的一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的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的爱心变成了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了猫对老鼠的监督，时间之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春节、暑假，孩子才往电视机前一坐，背后就有绝望的喊叫。人们可以不理睬领导的讲话，红头文件、毛主席语录、世界杯足球赛事、甚至股票行情，却不能对考卷和它的标准答案，对ABCD的选择掉以轻心。孩子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不但意味着前途，而且意味着金钱。一笔之误、一分之差可能导致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上亿家庭的命运都要由这张考卷来决定！
为了让改革真正彻底，我们不得不对考试本身进行原始要终的思考。
一切考试都意味着平等竞争。我国现行高考的特点就是不断强化“绝对平等”的理想。经过几年的积累，不仅在考试制度上，而且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而所谓“客观题”，也就是并不需要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这除了理想的追求之外，也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高考是全国性的统一的，因而判题必须是全国一致的。要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教师和穷乡僻壤，甚至天山、喜马拉雅山的教师按同样客观的标准评分，就要有一种操作的方便。这种操作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是评分者的水平低下，还是营私舞弊的意向，都难以使平等的准则走样。为了达到在960万平方公里内的绝对平等，美国式的托福考试，那种ABCD的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形式。而且结合中国国情，除了在单项选择中设置了更为恶毒的陷阱，还创造出新花样：不定向的多项选择，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于是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遍于域中，出了许多笑话之后，有关人士还是执迷不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官僚，而且在于他们对于考试的功能，在理论上陷入了迷误。
考试是一种人才选择机制，它在被普遍地运用着，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准确，而是因为比较简便。从根本上来说，人才的选拔，最可靠的办法并不是考试，而是实践。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遴选的；也绝不能设想，在一场战役进行之前，用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统帅。通常的做法是：在任命的过程中逐渐考核，这个办法本来最可靠，但是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在实践中考核花的时间太多；第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践，缺乏现成的可比性；第三，作为考核者的主观性；第四，结论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以后得出，就是正确，也是事后诸葛亮。而选拔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选拔高等学校的学生，却需要客观的预测，需要现成的可比性。而要可比，就得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这是不现实的。而考试则以假定的可比性，代替了现实的可比性，用同样的题目，限制在同样的时间里，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分，最后，把客观的结果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目前实行的百分制量化方法是全世界最为细致的一种，比之俄罗斯的五分级记分制、美国的四级记分制表面上看要精确得多。但是，这真能成为我们自豪的本钱吗？精明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傻瓜，难道就不懂得把人才分成一百个等级比之分成四个到五个等级要精密得多吗？
道理很简单。第一，现实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等级化的区分；第二，人不是物，其才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根本不能用机械的标准加以量化。人的素质，就无法像称地瓜一样，锱铢计较。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数打得越细，就越是荒谬。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平竞争的空想。从相对的、地区性的公平性出发，从乃至单个学校范围的公平性出发，表面上是缩小了公平性，而实际上却扩大了公平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等于西欧乃至南美许多国家的大国里，不顾实际情况，陷于无限公平的空想是绝对有害的。要从根本上改变高考命题的混乱，不能仅仅从试题本身改革，而要从束缚着试题的高考体制出发，做更深层次的解剖。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出题权下放到各级学校。这不是对于未来的幻想，我们如果有魄力付诸实施，除了危及国家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的饭碗，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相反，将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